“因地制宜，应时而动”，这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理论只能教给我们部分的道理；行动者需要把这些道理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机敏地、灵活地构思行动方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都必须如此；否则，就不足以取得成功，人民就要吃苦头。
许多人只看到房地产调控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很少有人注意到，现有的制度环境在推行城市化方面实际上具有某些重要的便利之处；因此，当他们面对问题时，不是全面地、理智地进行思考和分析，而是立即借题发挥，把问题政治化，然后挑起无休止的纷争。教条主义不仅来自左的方面，也来自右的方面。科学和理性被湮没在了口角(甚至谩骂)之中。
房地产的相关问题是再简单不过的。第一，城市化会导致人口集中居住；只要城市人口大都住在公寓楼而不是别墅之中，则城市化一定是节约土地、而不是浪费土地的。第二，城市化涉及的核心土地数量，只有几千万亩，不超过我国耕地数量的5%，而且是先占用，后退还；在经历若干年的过渡期之后，最终的净占用将是负数(只要我们想要这个结果)。城市生活天然要求一定的集中度；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你要它分散，居民们也未必愿意。只要懂得了这些数字和基本道理，则大家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政府部门也不必大叫大嚷，信誓旦旦。问题原本可以轻轻松松地、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得以解决的。
现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征地制度是有一些优点的。土地国有制便于进行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征地制度便于向城市快速供应土地，这可以避免私有土地制度的某些缺点(张五常教授、郎咸平教授都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当然，土地出让收入不能由国家独占，应当向农民返还或与之分享。只要大思路对头，这个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有了这样的体制，加上敞开供地的政策，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快速地、和谐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只要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操作得当，房价将不会猛烈上涨和大幅度波动，大部分农村人口将会有序地转移到城市，城市的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工资与物价也都会比较稳定；我们就可能避免其他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所经受的困扰和动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现行的体制称不上很好，政策制订者也必须首先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当前的土地体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理性的人应该把短期决策与长期决策予以区分。脱离了客观事实而一味追求某种所谓的“理想状态”，根本就不是政策制订者应当采取的方法。
现在我们再来看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政府部门没有搞明白以上简单的道理，事实上政府部门对于“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缺乏认识和心理准备的，他们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更缺乏富有远见的规划。鉴于政府部门拥有庞大的机构和人才储备，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18亿亩红线一划，房价一涨，社会上的思想就乱了。一贯主张所有制改革的学者们，立即提出了所谓“第二次土改”的问题。其实，除了围绕城市化所发生的矛盾，土地制度的运行中并无其他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我不知道那些学者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数据，做一番匡算。“第二次土改”的呼声日高，给大家一种印象，即如果不采取某种重大的举措，则不足以平息房地产领域的乱象。这下子，偏爱政府干预的人士和政府官员们惊慌了，兹事体大，假若可以暂且不予实行的话，能否还有其他的替代措施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大规模建设保障房举措出台的一个思想背景。在市场派看来，这条措施离经叛道，而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样做总比被迫面对“第二次土改”这样的大题目要容易一些。这就是小题大做和把问题政治化的后果。最起码的理性分析被抛到一边了。
并不是没有人保持清醒。茅于轼先生早就指出了18亿亩红线政策的错误。任志强先生长期高调地批评严格从紧的土地供应政策。然而，茅老先生的意见被看作奇谈怪论，任先生已经因为他的言论在全国变得大红大紫，而他的意见却始终没有被政府官员们听进去。为什么类似7+5＝12这样简单的道理传播起来会这么困难？真相会如此难以得到澄清？这是需要全体国民、尤其是政府领导者来思考的。
智识上的缺陷已经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走了很长的弯路。大家经常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然而，跟愚昧无知相比，二者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经济的逻辑大体上都是一样的。例如，商品价格上涨，就要增加供应；市场派认为，私人企业会自动地增加供应；对此计划经济的主张者绝不会不同意，他们无非是说，这个“增加供应”的指令也可以由政府发出，政府可以在避免某些市场缺陷的同时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论述。至于“为了抑制价格上涨要严控供应”的观点就不属于任何派别了；它没有资格称为“派别”，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置简单的数字和道理于不顾而沉溺于口角和政治斗争的做法也不属于经济学，它是一种社会悲剧。
说者自说之，行者依旧我行我素。这就是如今中国的怪诞局面。例如，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就于日前宣布，停止10块土地的出让招标，理由是“稳定市场预期”。这是在借用经济学的名词胡说八道。继“限购”之后，多个地方现在又开始搞“限售”，这显然是要把愚昧无知进行到底。仔细观察后就可以意识到，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一些官员听不懂民众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经常陷入这样的窘境，即面对多样化的、相互抵触的观点，他们无法甄别正误，不知道该听谁的。一些有责任感的官员也表现出愿意听取民意的愿望，可是，因为缺乏判断力，他们只好在不同意见之间左右摇摆，朝令夕改。他们不知道经济都面临哪些问题，当前应当研究和讨论什么问题，更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盲目恐惧，只知道一味地强化行政管理。情急之时，他们就拿出“办公室主任应付检查团”的办法来应付局面，或者讨好人民。例如，某些商品一涨价，发改委就找企业“约谈”，这就是典型的表面文章。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做法不过是图一时之快，加剧经济波动；这不是在搞经济工作，而是在干扰正常经济活动。
由行政官员们控制一切、管理一切的习惯应该改变了。现有的用人制度应该有所改革，如今到处人才济济，在关键的职位上更应当知人善任。德先生要与赛先生并举，这是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尤其需要注意的；否则，民主的声誉可能就要遭到玷污，我们就会如同前期经济改革所经历的迂回曲折一样，置现成的理论原理以及世界历史的丰富经验于不顾，又在黑暗中胡乱地摸索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