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该不该救助金融机构，中国钞票到底有没有超发，对于这个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撰文全面为之辩护：对于第一个问题，他的观点是金融业出现了问题就必须救，否则意味着集体的失灵甚至死亡；中国是转轨经济，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任务，因为金融机构有问题很难说清楚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从货币投放数量看，每年按照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预先设计的、相对稳定的速度投放基础货币，最终做到了基本上没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周小川的文章引起的关注是：我们金融机构出现了危机了吗，如果是，改变救助他们，如果救助他们，该如何救助，是不是像美国量化宽松式印钞救助。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该不该救助那些罪大恶极的金融机构，一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最终美国政府选择了救助这些点燃金融危机火药桶的金融机构。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其典型的救助手段。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的确是遏制了金融机构多米骨牌死亡效应，同时也留下了金融机构绑架全球经济的恶名，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可以不负责只收利润的原则行事，反正利润归我，责任归于全球。更重要的是，美联储背上了乱印美钞的恶名，人们对美元的价值和对美国国家的信用产生了严重质疑。不仅仅全球对美国利用其掌握国际通货关键资源的地位进行经济霸权的流氓行径感到愤懑与抵制，美国国内也因此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抗议活动。
世界经济兴衰史表明，如果资本大量流入非生产性领域将会对其经济体进行渗透性颠覆。在这个进程中，金融资本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利用杠杆和各种金融工具，对经济体进行超级剥夺。特别是在生产危机之时，金融资本权力凌驾于一切形态的资本之上，不但没能起到投资与融资的功效，反而回归到其生息资本的最原始形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对经济体实施敲骨吸髓式的劫掠。从荷兰、英国、美国等经济霸权转移的过程就可以看到这个渗透于整个经济体每一个细胞内的吸血虫的身影，特别是在推到旧霸主之墙过程中的致命一击令人印象深刻。
此前我们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不少人对此进行了质疑。如今周小川行长突然撰文提及我们应对救助金融机构，甚至不惜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金融机构的时候，我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事实上，民间高利贷体系崩溃就是一个先兆，原因在于，如果正规金融机构的功能正常，不会有那么多的企业宁愿忍受高利贷敲骨吸髓式的盘剥和宁愿冒着非法集资罪杀头的危险。随着民间借贷信用崩溃，与之紧密关联的正规金融机构也难逍遥身外。况且，从披露出来的高利贷崩溃案例中，其中不少资金是信贷资金，非法集资的资金来源也牵涉到了信贷资金。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大量企业为了信贷铤而走险，还会有这么多的信贷资金参与这个暴利的体系，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畸形的信贷体系导致了这种严重分化的结局。大量企业呼吁信贷放松可能并不能真正的受益，特别是货币超发的好处并没有惠及大部分企业和个人。
至于货币超发程度有多严重，看看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和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就可以见分晓。这不是通过什么骗人的数理模型得到的，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得到的。此前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超发的货币，导致房价几近十年的暴涨，而今房地产吸纳超发货币功能降低，过量货币最终导致了人们普遍感觉到的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企业感受到的成本上涨和利润被剥夺的双重挤压。
正值世界经济危机蔓延之际，我们希望货币政策有条件的松动，这个条件就是不能再支持畸形的信贷体制。近期爆出两桶油不务正业，而去像2009年那样抢地称王，我们难道不该反思我们的信贷体制吗？大量的无效投资挤占了大量有效投资的信贷额度，导致中国经济出现的那么多两难问题。虽然周小川认为，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任务，其责任难以划清，但是，不能因此就继续支撑那些显著错配资源的无效投资行为。我们支持政策适度宽松，但我们更支持信贷体系的改进，以及不能容忍某些金融机构凌驾于一切经济主体之上的种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