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松绑”加剧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结构性、且更为难解的矛盾——当下我国地方财政收支日趋失衡，而在现行地方财政收支结构下，增加土地出让金显然是最为可行的应急办法。
虽然上海房管局长再次重申，“将继续严格执行楼市调控；政策不改变力度不放松。”但是，上海市对“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买二套房”的新解释还是让人们将“放松楼市调控”联系到一起。
事实上，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准备）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私下“松绑”——虽然，此前佛山和芜湖等地的私下松绑已被打回。受调控放松预期影响，上周地产股大涨，并带动沪指冲上2439.63点。
对这种现象，不能粗浅地理解为“地方谋利冲动”。因为，在这种“松绑”加剧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结构性、且更为难解的矛盾——当下我国地方财政收支日趋失衡，而在现行地方财政收支结构下，增加土地出让金显然是最为可行的应急办法。
盘点我国近4年来的土地出让金，2008年0.96万亿、2009年1.42万亿、2010年2.7万亿元、2011年2.8万亿元左右，分别占同期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的33.5%、43.6%、66.5%和53%左右，在土地出让金占比地方财政本级收入连续3年大幅上升后，于2011年大幅骤减高达近13个百分点。
虽然，地方财政收入除了本级收入之外，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来自于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但是，必须承认，对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形成最大变量和弹性的，是其分成可以高达70%左右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可以说土地出让金收入，不仅是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亦是平衡当下地方财政严重失衡的最大砝码。
最近3年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总额逾20万亿元，已经埋下10.7万亿元巨额地方债务的隐患（截至2010年底）。仅今后3年的到期债务即高达4万亿元左右（2012年1.8万亿元、2013年1.2万亿、2014年1万亿元）。
在地方债务总量、到期债务短期双双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如果再新添需要地方政府高速增加的投资支出，对本已入不敷出的地方财政来说，显然会雪上加霜。 2011年启动的保障房新政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是一笔雪上加霜的投资支出——以2011年兴建1000万套保障房为例，保守估计需要1万亿元的建设资金，其中有9000亿元左右建设资金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筹划。而且，保障房新政并非一年即止，整个十二五期间需要陆续兴建3600万套，地方政府为此将需要陆续投入高达3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更何况因保障房的民生属性，其投资回报不可能短期见效，投资回报期起码需要延续到30年以上。
当然，理论上，扭转地方财政收支失衡，可以通过“旧债换新债”（银行贷款展期或自行发债）、以及加大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比例予以解决。但是，对于已经改制后的商业银行来说，贷款展期虽可放行但幅度不可能过大，而中央基于对地方债风险敞口的收缩，亦不可能短期急速放大各地自行发债额度。至于，加大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比例，固然可能部分实现但短期内幅度不可能过大。
相比之下，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变相“松绑”，通过快速激活相对低迷的楼市以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对于当下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一个更具可行性、且情有可原的路径选择，这亦是为何多地频频触及楼市调控红线，中央虽打回却未加严厉问责的主要原因。
在当下各地对楼市调控频频私下“松绑”的背后，其实是地方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矛盾显现。而欲根治此种私自“松绑”的乱象，除了加大触及楼市调控政策红线的问责力度，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系统化解当下地方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衡，而这显然需要大智慧。
